1980年4月15日上午9点，一位年约五六十岁的中年妇女走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的7号窗口。她解开腰间挂着的布包，将里面的物品递给柜员，要求进行黄金兑换。

柜员管凤昆顿时震惊不已，因为她清晰看到包里竟是一大块金灿灿的黄金，重达三斤多。

按照当时银行对黄金的兑换价格，这块黄金价值约为23000元。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数字意味着什么？

80年代初期，普通工人的月薪仅有四五十元左右；而一斤大白菜仅卖两三分钱，一斤大米约两角，猪肉也不过一元不到……如此巨额财富，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无疑是惊人的。

更令人警觉的是，这块黄金的纯度极高，光泽夺目，质地细腻，不像是普通民间流通的饰品，更像是工业用铸品。表面还有明显的手工切割痕迹，显然是从一块更大的金块上分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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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来路不明的巨额黄金，怎能不让人心生疑虑？管凤昆暗自怀疑，借口暂时离开柜台，随即将情况报告给了上级领导。此事立刻引起了高度关注。

领导一面安排工作人员与该妇女周旋，拖延时间，一面迅速联系了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副局长李广军火速赶到现场，经过详细询问，终于揭开了一桩尘封近20年的重大黄金盗窃案。

这起事件的源头，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沈阳615厂。

615厂并非普通工厂，而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铸币厂。该厂早在清朝光绪年间设立，曾铸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使用西洋机器制造的钱币“光绪通宝”。

新中国成立后，615厂因保密需要获得代号“615”，成为国家首批发行硬币的主要制造单位。这里不仅铸造和印制货币，还具备贵金属熔炼和提纯的能力，是国家重要的金融保障基地。

黄素珍是615厂电解车间的一名普通女工，她的丈夫关庆昌则任生产管理科副科长，职位较高。

上世纪60年代，我国物资极度匮乏，加之中苏关系紧张，台湾国民党时常叫嚣“反攻大陆”，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关庆昌因此对未来深感不安，担心一旦天下大乱，自己和家人如何自保？

俗话说：“盛世藏古董，乱世藏黄金。”若手中有真金白银，无论何时都能保命甚至翻身。他将厂里的黄金视为重要的“保险”，于是产生了盗窃念头。

普通工人并无此心思，那关庆昌为何会产生这种野心？

与出身农村的妻子不同，关庆昌的祖父是旧社会的大饭店老板，家境曾一度富裕。尽管后来因赌博败落，但他本人曾在伪满洲国接受师范教育，担任抚顺警备队文职，见识广博。

凭他的背景和经历，理应难以进入615厂这样敏感单位，但他隐瞒了过去的身份，厂方也未深究，反而因其勤奋踏实、待人和善，迅速提拔为副科长。

然而，身为旧社会“高人一等”的他，怎可能甘心与普通工人同甘共苦？他怀念昔日锦衣玉食的生活，内心充满野心和私欲。

厂方的疏忽让关庆昌如同老鼠钻进粮仓，为日后黄金被盗埋下祸根。

尽管对黄金垂涎欲滴，关庆昌初时不敢冒然行事，先试探性地让妻子黄素珍利用职务之便，偷偷带走一些电解槽里的黄金边角料，像蚂蚁搬家般积少成多，收集了约一斤多的黄金。

这小小的收获极大鼓舞了关庆昌，但他清楚零碎偷盗远不能满足自己的贪欲，决定策划一次大规模盗窃。

他秘密布置，先派妻子潜入包装组打探情报，通过闲聊得知仓库因空间不足，装满黄金的箱子被临时存放在包装组的简易仓库内。

一个“天衣无缝”的盗窃计划就此成形。

1961年3月18日星期六傍晚6点左右，天空飘着细雨，关庆昌带着羊角锤、绳索等工具，藏在雨衣下，趁夜色返回空无一人的工厂办公室，将工具藏好后前往澡堂。

同事们见他后热情招呼，他洗完澡匆匆离开，没人注意到他的异常。

关庆昌悄悄溜进办公室，取出藏好的工具，潜入包装组。该处因管理松懈，夜晚无人看守，他轻松撬开仓库的木墙板，利用羊角锤剪断箱子封铁丝，盗走两块重达约800两的金锭。

这些黄金虽重如千斤，但体积却不过两块砖头大小。

他将金锭绑在绳子两端，挂在脖颈和腰间，遮掩在雨衣下，借助雨幕和黑夜成功逃离现场。即使如此，回家时仍感沉重难当。

从离家到洗澡、盗窃再到回家，整个过程仅耗20分钟，动作敏捷。

为制造不在场证据，关庆昌疲惫未休，直奔厂区俱乐部参加舞会，从6点半跳到10点，之后与邻居同行回家。

3月20日早晨，上班工人才发现黄金失窃。消息迅速扩散，厂里上下陷入混乱。

这起重大黄金盗窃案在新中国尚属首次，甚至惊动了总理周恩来，指示务必挖地三尺找回失窃黄金。沈阳公安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警方判断，盗贼对厂内环境极为熟悉，必为内部人员。

侦查人员在现场发现两个关键线索：窃贼留下的胶底棉鞋印和被撬坏的墙板及木箱痕迹，据此推断作案工具为羊角锤。

警方协调厂保卫科从全厂员工家中收集鞋子和工具以比对，但由于保密不严，消息走漏。

关庆昌早有准备，命妻子连夜将他的胶鞋换了布鞋底，作案的羊角锤则扔进远处学校厕所，销毁证据。

他对案发当晚行踪安排得天衣无缝，澡堂和舞会都有多人作证。

再加上平日表现良好、人缘佳，上级认为他无作案动机，嫌疑自然消除。

调查陷入僵局，厂方在压力下展开内部严查。首批被怀疑的是第一个发现失窃的工人高兴贵和包装组组长郭家惠，两人被关押三个月，郭家惠失去职务和党员身份。

外地临时工李春生因案发后不久辞职返乡，也被怀疑，声誉受损。

曾任厂卫的贾清吉因批评厂内管理松懈，成为重点嫌疑人。

多年里，贾清吉曾欲轻生，但咬牙坚持只为等待真相大白。

关庆昌则表面镇定自若，继续扮演模范干部角色，积极工作，礼貌待人，深得领导和同事好感。

他还故意穿旧衣服示贫寒，刻意塑造“清贫”形象。

对因案被冤枉的同事，他表现出关心和照顾，赢得不少人好感。

关庆昌的伪装成功，案发后不但无嫌疑，反而次年晋升。

但他心中重负难解，那沉甸甸的两块黄金如同巨石，压得他夜夜难眠。

他担心黄金难以变卖，试图将其分割并与家中银饰混合熔炼，还使用多种化学试剂，终因家中条件受限失败。

邻居察觉异常并举报，相关部门却未重视，仅当普通邻里纠纷。

受惊的关庆昌主动搬出便利楼房，换到无水无气的偏僻平房，自称“共产党员应先人后己”。

他在新居高墙环绕，院内种树遮挡视线，减少与邻居往来，孩子也被严格限制交友，邻里视他为孤僻难近。

关庆昌的父亲得知实情后忧心忡忡，不久因忧虑过度病逝。

其子因父母严管，性格孤僻，晚婚且婚礼简单，家中也无喜庆氛围。

生活如履薄冰，关庆昌只能咬牙苦撑，盼望黄金早日变现。

1980年，国家提高黄金收购价，并放宽私人出售黄金的限制，无需证件许可。

关庆昌喜出望外，认为终于有机会变卖藏了近20年的黄金。

他切下一小块黄金交给妻子黄素珍去银行兑换，没料到银行一眼识破其来路不正。

沉重的罪行终被揭露，警方搜出其家中9块黄金，重达38490克，连同银行的黄金共计40350克。

面对铁证如山，关庆昌无法辩驳，19年悬案终于水落石出。

沈阳市中级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关庆昌死刑，黄素珍死缓。

最高法院复核后改判为盗窃罪，夫妻均判无期徒刑，法律最终还以公正。

消息传出，615厂震动，众人或惊或喜，情绪复杂。

1980年6月4日，厂区召开平反大会，恢复因案蒙冤者名誉，清除污名。

关庆昌这19年如鼠般苟且偷生，搭上了前途、家庭和时光，最终锒铛入狱，黄金未带来任何幸福，反成压垮他的枷锁。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逐利无可厚非，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量入为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强求不义之财，无异于引火烧身。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知足常乐，唯有正当手段获取财富，方能心安理得，活得坦荡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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